后在三原宏道书院、泾阳味经书院、西安关中书院学习，受进步学者刘古愚、朱佛光等人思想影响，痛恨满清政府腐败无能、丧权辱国，萌生反清革命意识，作《半哭半笑楼诗草》，以犀利诗句直斥西太后误国罪责。被人告密后,清廷下旨“拿获正法”，经乡绅李雨田报信，从河南开封试场逃走。避居上海时，化名“刘学裕”入震旦学院学习。后在中国公学教文学，其间创办《神州日报》，以打倒满清、建立民国为主旨。《神州日报》(后曾易名《民呼日报》《民吁日报》《民立日报》)在宣传革命中影响很大，时有“一支笔抵十万毛瑟（枪）”之誉。1907年，东渡日本，在日本见到孙中山先生，加入同盟会。民国成立后，就任南京临时政府交通部次长。1918年1月，被诸将领推为陕西靖国军总司令。就职后，率领靖国军各部，与北洋军阀爪牙、陕西督军陈树藩反动势力坚持斗争四年之久。 
    1921年冬靖国军解散后，辗转各地，后复至上海。1922年，与叶楚伧等人创办上海大学，任校长，聘共产党人瞿秋白为社会科学系主任，极力拥护孙中山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三大政策。1924年1月，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，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，兼上海执行部工人农民部部长。1926年，刘镇华勾结直奉军阀攻入陕西，包围西安，陕西形势危急，他按照“进军西北，解西安围，出兵潼关，策应北伐”的方针，先率部队由甘入陕，设立驻陕总司令部，组织各军向西安推进。 
    在陕西军民配合下，一举击溃刘镇华的镇嵩军，西安之围告解，困守孤城九月之久的军民终于得救。后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兼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，与共产党人合作，主办政治队、中山学院、中山军事学校等，为陕西培养了大批革命干部。1927年，率军东出潼关，与北伐军会师于郑州。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，先后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、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、审计院院长等职。
    1931年起任监察院院长，此后担任该职直至去世，前后总计34年。
    1938年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委员。抗日战争期间，坚持抗战反对投降，对汪精卫投敌活动口诛笔伐。积极赞同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，曾为中共在重庆出版的《新华日报》亲笔题写报头。
    重庆谈判时，设宴欢迎毛泽东，公开支持两党再次合作，和平建国。1949年，国共两党在北平和谈，于右任积极促进，并准备亲自参加，为蒋介石所阻挡。和谈破裂后，他极为沉痛。同年11月，被迫离开大陆去台。
    在台期间，对大陆和故乡充满眷恋之情，1962年1月写下“葬我于高山之上兮，望我故乡，故乡不可见兮，永不能忘！葬我于高山之上兮，望我大陆，大陆不可见兮，只有痛哭！”的诗句，真挚衰惋，感人至深，成为传达在台人士怀念家乡、渴望结束隔绝状态普遍心声的名句。

    他同时还是一位具有崇高地位的书法巨匠，早年苦研魏碑，博采众长，书势险劲峭拔，气度磅礴豪放，1937年后致力于标准草书研究，开创个人风格，形成著名的“于派”草书，苍劲精妙，时人誉为“舞鹤游天”，在20世纪书坛上独树一帜。他也是一位久负盛名的诗人，其旧体诗词雄健开阔，洗炼爽洁，矢矫不群，率多佳作。他重视教育，靖国军时期曾创办三原民治学校，以后又相继支持兴办渭北中学、渭北师范和三原女中；在南京政府任职期间，亲自争取并实地筹建西北农学院（今西北农业大学），办成西北第一所农业高等学府。他关心家乡公益事业。1920年关中大旱，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，创立“渭北水利委员会”，延请水利专家李仪祉为工程师，经过实际勘察，制定了泾惠渠灌溉工程规划。此后又努力促成修建，造福泾阳、三原等五县群众。1931年，为了改良农业，以祖田和购买的总计1200余亩地为基本耕地，在云阳镇斗口村设立“斗口农事试验场”（今陕西省棉花研究所前身），聘请农业专家杨蕴章等主持场务。农场引种各地名优苹果30余种,开办三期农技训练班，培养了一批农业技术人才，在普及农业科技知识，改良作物品种，发展果业生产方面发挥了较好的示范作用。为了杜绝弊端，又亲笔写了留言，嘱逝后将农场“即行奉归公家”。他在保护祖国珍贵文化遗产方面也有贡献，历年精心搜购珍藏名贵碑刻200余块，命名为“鸳鸯七志斋藏石”，抗战前夕运回陕西，捐赠给西安碑林（今陕西省博物馆）收藏，长期公开展出。1964年11月10日，在台湾病逝，享年85岁。著有《标准草书》《右任诗存》《右任墨存》等。 （1879—1964），名伯循，字右任，笔名神州旧主、骚心、剥果、大风、太平老人。祖籍泾阳县云阳镇斗口村。国民党元老，著名书法大师。幼年家境贫寒，两岁时丧母，由伯母房氏携至云阳镇杨府村娘家抚养。7岁入村中私塾启蒙。11岁在三原随名儒毛汉诗、毛班香父子读书。 
     后在三原宏道书院、泾阳味经书院、西安关中书院学习，受进步学者刘古愚、朱佛光等人思想影响，痛恨满清政府腐败无能、丧权辱国，萌生反清革命意识，作《半哭半笑楼诗草》，以犀利诗句直斥西太后误国罪责。被人告密后,清廷下旨“拿获正法”，经乡绅李雨田报信，从河南开封试场逃走。避居上海时，化名“刘学裕”入震旦学院学习。后在中国公学教文学，其间创办《神州日报》，以打倒满清、建立民国为主旨。《神州日报》(后曾易名《民呼日报》《民吁日报》《民立日报》)在宣传革命中影响很大，时有“一支笔抵十万毛瑟（枪）”之誉。1907年，东渡日本，在日本见到孙中山先生，加入同盟会。民国成立后，就任南京临时政府交通部次长。1918年1月，被诸将领推为陕西靖国军总司令。就职后，率领靖国军各部，与北洋军阀爪牙、陕西督军陈树藩反动势力坚持斗争四年之久。 
    1921年冬靖国军解散后，辗转各地，后复至上海。1922年，与叶楚伧等人创办上海大学，任校长，聘共产党人瞿秋白为社会科学系主任，极力拥护孙中山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三大政策。1924年1月，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，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，兼上海执行部工人农民部部长。1926年，刘镇华勾结直奉军阀攻入陕西，包围西安，陕西形势危急，他按照“进军西北，解西安围，出兵潼关，策应北伐”的方针，先率部队由甘入陕，设立驻陕总司令部，组织各军向西安推进。 
    在陕西军民配合下，一举击溃刘镇华的镇嵩军，西安之围告解，困守孤城九月之久的军民终于得救。后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兼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，与共产党人合作，主办政治队、中山学院、中山军事学校等，为陕西培养了大批革命干部。1927年，率军东出潼关，与北伐军会师于郑州。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，先后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、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、审计院院长等职。
    1931年起任监察院院长，此后担任该职直至去世，前后总计34年。
    1938年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委员。抗日战争期间，坚持抗战反对投降，对汪精卫投敌活动口诛笔伐。积极赞同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，曾为中共在重庆出版的《新华日报》亲笔题写报头。
    重庆谈判时，设宴欢迎毛泽东，公开支持两党再次合作，和平建国。1949年，国共两党在北平和谈，于右任积极促进，并准备亲自参加，为蒋介石所阻挡。和谈破裂后，他极为沉痛。同年11月，被迫离开大陆去台。
    在台期间，对大陆和故乡充满眷恋之情，1962年1月写下“葬我于高山之上兮，望我故乡，故乡不可见兮，永不能忘！葬我于高山之上兮，望我大陆，大陆不可见兮，只有痛哭！”的诗句，真挚衰惋，感人至深，成为传达在台人士怀念家乡、渴望结束隔绝状态普遍心声的名句。

    他同时还是一位具有崇高地位的书法巨匠，早年苦研魏碑，博采众长，书势险劲峭拔，气度磅礴豪放，1937年后致力于标准草书研究，开创个人风格，形成著名的“于派”草书，苍劲精妙，时人誉为“舞鹤游天”，在20世纪书坛上独树一帜。他也是一位久负盛名的诗人，其旧体诗词雄健开阔，洗炼爽洁，矢矫不群，率多佳作。他重视教育，靖国军时期曾创办三原民治学校，以后又相继支持兴办渭北中学、渭北师范和三原女中；在南京政府任职期间，亲自争取并实地筹建西北农学院（今西北农业大学），办成西北第一所农业高等学府。他关心家乡公益事业。1920年关中大旱，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，创立“渭北水利委员会”，延请水利专家李仪祉为工程师，经过实际勘察，制定了泾惠渠灌溉工程规划。此后又努力促成修建，造福泾阳、三原等五县群众。1931年，为了改良农业，以祖田和购买的总计1200余亩地为基本耕地，在云阳镇斗口村设立“斗口农事试验场”（今陕西省棉花研究所前身），聘请农业专家杨蕴章等主持场务。农场引种各地名优苹果30余种,开办三期农技训练班，培养了一批农业技术人才，在普及农业科技知识，改良作物品种，发展果业生产方面发挥了较好的示范作用。为了杜绝弊端，又亲笔写了留言，嘱逝后将农场“即行奉归公家”。他在保护祖国珍贵文化遗产方面也有贡献，历年精心搜购珍藏名贵碑刻200余块，命名为“鸳鸯七志斋藏石”，抗战前夕运回陕西，捐赠给西安碑林（今陕西省博物馆）收藏，长期公开展出。1964年11月10日，在台湾病逝，享年85岁。著有《标准草书》《右任诗存》《右任墨存》等。